喬良，國防大學教授、空軍少將、軍旅作家，空軍專家委員會委員、火箭軍軍事理論咨詢專家組成員。1999年，喬良與王湘穗合著《超限戰》，該書因準確預言9·11事件而一度被批評為“恐怖主義教科書”，該書已被西點軍校等美國軍事院校列為學員必讀書目。2001年起，喬良潛心研究金融和美國的經濟模式，近日推出新著《帝國之弧——拋物線兩端的美國與中國》，探討美國可能以何種原因、方式隕落。（國防供圖/圖）

原標題：【軍改解碼】喬良少將:軍改首先要改的是觀念

原來的小軍委大總部變成了今天的大軍委小總部，以后，軍令政令的政策規定都將出自中央軍委，有利于集中指揮、統一領導。

一年多來，對外宣布裁軍30萬，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二炮”變身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猶抱琵琶半遮面。

當前，由信息技術推動的世界軍事革命已經接近尾聲，中國軍隊的這場大改革正在深入推進。國防大學喬良少將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揭開這場軍改的“廬山”真容。

“軍隊應該走在社會的最前面”

南方周末：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說過，一個先進的國家里，軍隊是最先進的那一部分，而在一個落后的國家里，軍隊則是最保守的那一部分。那么，在當前的軍改過程中，軍人的思維和觀念能適應這種變化嗎？

喬良：在我看來，中國軍隊的轉型與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武器裝備的更新，也不是體制編制的變化，而是軍事觀念的轉型。如果觀念不轉型，只是亦步亦趨地學習美國，美國有什么我們學什么，美國有什么我們搞什么，就根本不叫轉型，那叫模仿。

如果想讓我們國家更加先進的話，軍隊應該走在社會的最前面。經過麥克納馬拉改造之后，美軍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信息技術領域深度開掘，走在整個國家社會乃至世界的前面，包括因特網、航天技術等最新科技成果都是美軍率先使用。當美軍越來越有效地把商業模式運用到軍隊管理中，美國的企業反過來把退役軍人當成了寶貝。

南方周末：談到美軍的經驗，您認為哪些值得我們學習借鑒，而哪些不能模仿？

喬良：首先，我們告別模仿美國式的新軍事革命，不去模仿美國正在漸漸走入迷途的武器發展模式，尤其是思維方式，轉而尋找到一種新思維方式和新觀念。比如說，什么東西最有可能制約對手的信息化系統？想清楚這一點，對手越怕什么，我們就越搞什么，這才是我們要尋找的轉型路徑。

第二是降低作戰成本。當前，美國打的是一種豪華的戰爭，制約豪華戰爭，不能用更豪華、花更多錢的方式，這種仗美國打不起，我們更打不起。我們不能大把大把地把錢花在信息化上，方方面面都搞信息化，遍地開花，成本太高。其實只要找到一種能夠制約“芯片”的辦法，就可以占領信息化的高地，而且成本可以非常低。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效費比”的概念，一定要降低成本，這就是“超限戰”的思維。

當前，我們還在信息化變革的半路上，卻以為“只要信息化了，就能打勝仗”。總之，我們要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戰爭，就要把更多有限的資源和經費投入到制約信息化上來，而不是模仿別人的信息化。當然，我們主張著力發展制約對手信息化的作戰能力，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完全不搞信息化。

“政令”分離還能抑制腐敗

南方周末：這一輪軍隊改革的新舉措同樣不斷，您認為最重要的變化在哪里？

喬良：軍改最大的變化應該是戰區制的確立。前幾次所謂軍改其實就是裁員，這一次軍改也有裁員，但決不是裁員這么簡單。這次軍改最大特點是全軍上下全動，從中央軍委到基層部隊都要動。四總部整編后變為軍委內設的辦事機構，原來的小軍委大總部變成了今天的大軍委小總部，這也為中央軍委主席集中指揮、統一領導全軍鋪平了道路。

以后，軍令政令的政策規定都將出自中央軍委。這是從結構上實行調整，可以說是軍改的一大亮點，戰區制的實行也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軍隊的指揮管理體制進行變革，能否徹底解決“政出多門，彼此扯皮”的現象？

喬良：過去，軍隊疊屋架床、臃腫低效，比如中央軍委領導全軍，四總部也領導全軍，而四總部下面又有軍區，軍區本身又和軍兵種平級，這樣一來每個軍區司令又相當于一個軍種司令。這種情況怎么可能防止政出多門，彼此扯皮？

和過去相比，這次軍改對體制的設置要科學很多，它把軍隊中存在的、可能產生矛盾的各種關系得以理順，尤其是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指揮管理層級。以往，我們談解放軍組織機制改革時，往往回避兩個問題：一是四總部過于龐大，有些總部的職能互相重疊，而總部過于龐大就容易產生官僚化。政出多門容易讓下面的部隊無所適從，應接不暇，這就讓部隊拿不出更多的時間去考慮提升戰斗力的問題。

這輪改革還解決了大陸軍的問題。“大陸軍主義”由來已久，它既記錄了解放軍輝煌的歷史，卻也成為軍隊未來向小型、靈活、精準方向發展的障礙。

南方周末：“軍令軍政”分開除了能夠提升軍隊的戰斗力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考量？

喬良：歷史上，各國軍隊在軍令軍政不分開的情況下，都很難杜絕腐敗現象。今天，很多人在談軍政軍令分開時，更多的是從它有利于提升戰斗力、有利于打勝仗來講，其實把“軍令軍政”分開還能抑制腐敗。

一定程度上講，軍政軍令分開是一種分權體制，而制約腐敗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分權。如果不改革、不拆廟、不騰空籠子，怎么換鳥？僅僅靠自然淘汰，怎能把郭（郭伯雄）、徐（徐才厚）這兩棵大樹上聚集十多年的毒蘑菇清除干凈？

所以，“軍令軍政”分開對于反腐也是很有利的，或者說就是一種制度反腐。

“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

南方周末：早在28年前，您就同劉亞洲、王湘穗一起撰寫《關于中國軍隊改革的思考》，文章提出成立陸軍司令部。您怎么看待這場軍改的時機？

喬良：自去年“9·3”閱兵習主席宣布裁軍30萬始，中國軍隊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

任何一支軍隊都要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而不能躺在對上一場戰爭的勝利回憶中睡大覺。美國的軍改早于海灣戰爭，這與它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連吃兩場敗仗有關。過去的35年里，我們沒有打過一次大戰，即使零星的邊境小戰距今也30年。中國軍隊沒有檢驗自己戰斗力的機會，已到了必須改革這一步。

南方周末：國家實行全方位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軍隊自身并沒有翻天覆地的改革，您怎么看國家與軍隊之間的這種改革的落差？

喬良：改革開放時期，國家對于軍隊的要求是“要忍耐”，這使整個軍隊的發展比國家的發展相對晚了將近20年，中國軍隊一直處于不發展、要忍耐的狀態。

雖然國家經濟得到了長足進步，但是人們的意識、國防建設卻停留在“本世紀無大戰”的判斷上。這雖然讓中國迎來了一個和平發展的好機會，但是對于軍人來講，卻并不能說是個好事。在社會一片“歌舞升平”中，軍隊很難獨善其身，很難始終保持旺盛的斗志。特別是當年曾經一度允許軍隊經商，很大程度上消磨了軍隊的戰斗意志。

我認為，中國重新重視軍隊建設，應該是從1996年臺海危機開始，中國軍隊重新建立起可能需要打仗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