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雖然中國當時仍然在十年動蕩時期，時任總理周恩來決定派出代表參會，這也是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席位后參加的第一個大型國際會議。

“實事求是地講，我們是在對環境問題這一命題的內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況下與人家展開辯論的。比如什么是‘酸雨’，比如對于建立全球環境監測的提議，再如關于人口控制問題……”當時中國政府的代表、后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任環境保護局局長的曲格平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據曲格平回憶，在此之前，中國對環境科學的基本問題都不清楚，“大家都把環境問題當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然而，從瑞典大會歸來后，與會代表對照中國現實，發現當時中國已經面臨各種環境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工業化初期帶來的環境污染，以及對環保認知不足而忽視這些污染事件。

1973年，中國召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全國300名代表參會，共同完成了新中國的“環保啟蒙”。

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開始高速發展，對環境保護也有了進一步認識。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環境保護法律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并開始試行。自80年代開始，與海洋、草原、大氣、水資源等相關的環境保護法律相繼出臺，中國政府開始把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之一。1992年，中國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曲格平認為，在這一階段，中國的環保立法其實比發達國家晚不了幾年，但差別在于“有法不依”。

1993年開始，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與大規模經濟建設伴生的是環境的急轉直下。1993年至2001年間，“許多江河湖泊污水橫流，藍藻大暴發，甚至舟楫難行，沿江沿湖居民飲水發生困難；許多城市霧霾蔽日，空氣混濁，城市居民呼吸道疾病急劇上升”，于是環保部門啟動了規模污染治理的行動。

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間，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通道，也給環境保護帶來巨大壓力。在2006年，中國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數值為二氧化硫2588萬噸，氮氧化物1523萬噸、化學需氧量1428萬噸、氨氮141萬噸，“達到歷史最高點”。

在此之后，雖然中國大力促進節能減排，但環境問題依然突出，與環保相關的事件也屢屢發生，促使全民經歷了一場“環保覺醒“。

大氣污染治理

由“霧霾”引發的全民討論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012年，中國國務院將PM 2.5的監測列入新的空氣質量標準，一系列環保措施也由此而生。

● 2013年，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包括減少污染物排放；嚴控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新增耗能；大力推行清潔生產；加快調整能源結構；強化節能環保指標約束；推行激勵與約束并舉的節能減排新機制，加大排污費征收力度，加大對大氣污染防治的信貸支持等。

● 2014年，北京政府領導層對污染“宣戰”，修改了自1989年以來實施的環境保護法律，強化對環境污染行為的懲處力度等。

● 2015年，由環保部牽頭的中央環保督查組成立，對全國各個地方進行環保檢查并通報違法違規問題，運行至今。

空氣污染是民眾高度關心的問題，政府加大力度的措施有望為治理污染打開局面。但中國要“走向綠色”，目前還面臨許多挑戰。

土壤污染防治

中國是全球土壤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近年來由土壤污染引發的事件頻繁出現，《時代周報》記者盤點，僅2018年就已經發生了湖南常德巨型酸水坑、內蒙古烏海強酸高毒性液體外流、江西工業園鉛污染等事件。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一篇分析土壤污染防治宏觀形勢的文章指出，為了解全國土壤污染形勢，環保部、國土資源部和農業部等先后發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全國耕地質量等級情況公告》和《全國耕地質量等別調查與評定主要數據成果的公告》，報告稱：

● 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十分嚴重，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2.3%、1.5%和1.1%。

● 在工礦業廢棄場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的同時，耕地土壤環境質量更加令人擔憂，全國耕地退化面積比例超過40%，七至十等的劣質耕地比例達到27.9%，耕地土壤點位污染超標率達到19.4%，耕地質量整體表現為“四成退化、三成劣質、二成污染”的“四三二”狀態。

● 全國土壤污染總體呈現出“老債新賬、無機有機、場地耕地、土壤水體”等并存復合污染的嚴峻局面。工礦業、農業等人為活動以及土壤環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標的主要原因。”

8月31日，中國通過了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將于2019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從此，土壤污染防治的規定有法可依。

地表水抗生素

中國地表水中抗生素泛濫的問題早在2014年已經引起人們關注。《科學通報》曾發表一項綜述研究指出，在中國的河流、湖泊等天然水環境中，至少有158種藥物和個人護理品被檢出，其中抗生素類為68種。

以下為見諸媒體或者學術研究的不完全統計：珠江廣州河段地表水及污水廠中曾檢測到9 種抗生素。北京4個污水廠曾被檢出含13 種藥品。東江下游某市水源水、水廠水、管網及龍頭水各處采樣檢出17 種PPCPs殘留。上海市閔行區的2座污水廠中曾被檢測出含有5種頭孢類抗生素。大遼河水系曾檢出4類13種抗生素殘留。珠江三角洲北江水域的采樣顯示已受到磺胺類抗生素污染。

對地表水抗生素污染的討論，實質上是對中國抗生素濫用問題的擔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教授李玲曾為世界經濟論壇撰文稱，中國面臨巨大的抗生素濫用風險。李玲指出，中國人平均每年“掛8瓶水”，遠高于2.5至3瓶的國際人均水平。中國人均抗生素年消費量為138克左右，是美國人的10倍，已成為世界第一抗生素使用國。

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資料顯示，中國國內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達8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和聯合使用的占到58%，遠遠高于30%的國際水平。

塑料污染

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對塑料“宣戰”，飽受塑料污染困擾的中國也不應落后。

中國在2008年6月1日開始實行“限塑令”，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即“超薄塑料購物袋”）。同時，在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

“限塑令”對遏制塑料污染，提高公眾環保意識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近幾年，隨著網絡訂餐外賣、網購等的快速崛起，“限塑令”似乎管不到這些新興行業。

據統計，2016年全國快遞行業消耗塑料袋約147億個，而國內三大外賣平臺一年至少消耗73億個塑料包裝，“加起來遠超每年節約下來的塑料購物袋”。

此外，中國的塑料垃圾問題也有可能影響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2015年《科學》期刊發表的一篇研究顯示，所調查的192個沿海國家和地區在2010年一共產生了2.75億噸塑料垃圾，其中480萬噸到1270萬噸進入海洋。其中，中國以塑料垃圾入海排放量132萬噸至353萬噸之間而排名第一。

《環境科學與技術》的一篇垃圾入海研究稱大多數塑料垃圾經由河流入海，而全球90%的入海塑料垃圾集中來自10條河流。這10條河流中，8條位于亞洲，包括了中國的長江、黃河、海河、珠江。研究人員指出，減少這些河流中的垃圾將有助于緩解海洋塑料污染問題。

除了這些與民眾生活緊密相關的污染問題，自然資源、生態系統等眾多領域內還有各種環境挑戰。雖然中國早已認識到不能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邊發展，邊治理”的道路依然不輕松。

“走向綠色”是所有人的心愿，你認為中國在環保領域的努力是否能夠應對環境挑戰？

作者：Karen Liu，Formative Content作家

以上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