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所有的中國人和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來說，過去的幾周是讓人擔憂的，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但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供應并沒有中斷。中國政府的執政能力很強，可以確保武漢的物資供應。我們應該贊揚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的軍人和運輸人員。尤其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英勇奔赴武漢馳援，我特別感動。

盡管人們仍然害怕，擔心冠狀病毒的變異和進一步傳播，但是目前要做的是正視它。僅在美國，2017-2018年冬季就有8萬人死于H1N1流感。到目前為止，普通流感已經在美國造成1萬人死亡。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預計，美國每年有12000至61000人死于流感。但沒有人認為這些人的死亡是由于美國政府不作為所導致。

《柳葉刀》2017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估計，全球每年有29.1萬至64.6萬人死于流感。此外，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世界每年約有140萬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約一半死于酒后駕駛。冠狀病毒是很厲害，但即使是最壞的預測，造成的死亡和傷害也比上述事故要少得多。

歷史學家和核戰略家羅伯塔·沃爾斯特特（Roberta Wohlstetter）1962年的著作《珍珠港：預警與決策》（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是一本我非常推崇的關于決策理論的書。雖然已經讀過很多遍，但我仍然會時常翻閱，也推薦給對決策感興趣的讀者。

這本書講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突襲。美國當局顯然清楚美國艦隊在停靠時容易遭到攻擊，但他們也知道，船只在港口需要大量時間維護。鑒于高昂的成本，美國艦隊不可能每次收到雷達信號或其他信號的預警就離開珍珠港。沃爾斯特特提出了“應對模糊警告成本”這個概念。她發現，雖然有很多警告信號表明，日本可能會在12月7日上午發動攻擊。但由于在過去幾年里，類似的預警信號時常出現，如果對每一個可能發生的模糊預警都作出回應，其成本過于高昂。

襲擊發生后，回過頭來看，當時的確有一些警告信號，如果高層當時采納了這些預警信息也許會拯救艦隊。軍隊的高層后來受到指責，因為他們未能及時發現這些信息，也沒有采取相應的行動。但沃爾斯特特認為，他們的行為是負責任的，因為他們不該草率行動。如果沒有發生襲擊事件，逃離港口無疑將受到嚴厲的批評和指責。如果有證據證明個人有明顯的腐敗或瀆職行為，他們當然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

沃爾斯特特的理論也可用于分析武漢爆發的冠狀病毒疫情。實際上，政府每年都會收到許多健康威脅的預警，其中大多數并不是太嚴重。鑒于當時掌握的信息，政府決策者必須以合理的方式來回應這些模棱兩可的預警。

而在當代歷史上，像武漢封城這樣對特大城市的進行隔離的舉措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也可以看看最近其他的流行病情況。艾滋病毒在美國和世界各地迅速傳播，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造成了大量死亡。如果早期能對小部分人做及時的隔離處理，就可以有效阻止病毒傳播，不至于釀成后來如此多的悲劇。

同樣，在過去的十年里，美國人服用鴉片類藥物且毫無節制，美國政府沒有采取有效的行動阻止，主要原因是擔心影響到一些制藥公司的利潤。

一些專家試圖在冠狀病毒問題上撿便宜，獲得大眾好感，這一點頗令人反感。講好聽一點是他們對歷史和決策理論一無所知。但最大的可能是他們對大眾隱瞞了信息。

相比之下，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特德羅斯·蓋布雷耶蘇斯（Tedros Ghebreyesus）1月30日表示：“在過去幾周里，我們看到出現了一種以前未知的病原體，迅速升級為爆發的態勢，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應對。中國發現疫情、分離病毒、測序基因組并與世衛組織和全世界分享，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中國在保持透明度和支持其他國家方面也做的十分出色。在許多方面，毫不夸張的說，中國對疫情的應對達到了一個新的標準。”

坦率的說，中國政府針對有關新型冠狀病毒信息的預警所采取的迅速而果斷的行動驚到了我。全世界都應該祈禱這些政策是有效的，有很多人會因此而獲救。

（本文原載于中國日報旗下“世界觀”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