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讀了《華爾街日報》的2月3日刊登的來論《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作者是耶魯大學的國際政治學教授沃爾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當時就覺得文不對題，文章基本是美國右翼學者批評中國的老調重彈，只不過借疫情加個引子，但這個標題卻彌漫著十足的“標題黨”的怪味。不禁讓人唏噓，百年大報也淪落至此。

果不其然，這個標題后來直接導致了該報三名在京雇員被吊銷記者證。這次疫情中，有數家外國媒體發表過辱華性質的內容，無不受到中方的嚴正指責。不斷有批評者指責中國政府用力過猛，但中國其實并未阻止這家媒體在華的采訪和運營，這樣做無非是在向以外界釋放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個可以毫無代價地辱華的時代就此終結了。

此間，不斷有人跳出來拿媒體的獨立性和言論自由給這家報紙做“擋箭牌”。

但他們閉口不提的是媒體的作為社會公器的職業操守和行為準則，而這兩點恰是媒體保護其自身獨立性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根基。有了這個基礎，公眾才會從媒體的獨立和自由中受益。但如果媒體可以違背社會公德，信口雌黃，那么這樣的媒體也就沒有公信力可言，所謂的獨立和自由就成為公器私用的“幌子”。

應對這次疫情中國政府的表現有很多值得總結的地方，但這絕非把疫情與種族掛鉤的借口。但這份報紙言論版的負責人，《華爾街日報》的副總裁保羅·吉戈特（Paul Gigot）顯然并不這樣認為。即便有53名雇員聯名上書，敦促他就此事道歉，他依然無動于衷。

在吉戈特這類所謂西方精英階層的價值觀中，對中國人的種族話語始終存在，并總會時不時地借尸還魂。

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研究室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去年就曾赤裸裸地把應對中國崛起說成是西方世界與“非高加索人種”的競爭。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價值觀里，西方人（或者說白人）才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即便是一些非白人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和政治治理上取得成就也會被定性為西方的恩賜或輔助的結果。任何非西方的或者非白人的國家和地區的崛起都被視為對西方秩序潛在的威脅與挑戰。

無論是美國為圍堵華為表現出的歇斯底里，還是其上周宣布將五家中國央媒列為在美外交使團，都是在這種焦慮驅使下的應激反應，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的內心的彷徨。

但經濟全球化大潮中，中國、印度等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已成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加之俄羅斯、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尤其是東南亞、拉美、非洲等地區長足的發展潛力都決定了未來這個世界將會是一個多元的價值體系。西方價值觀依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占據主導地位，但非西方價值觀的自我覺醒、自我豐富與自我建構都將不斷加速。

經濟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也不是東方化，而是多元敘事的物質鋪墊與心理準備。這將是一個在經濟競爭與政治博弈中文明互鑒的過程。相信自由和民主這些價值觀也將有越來越豐富的表達形式。

（本文原載于中國日報旗下“世界觀”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