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債權國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中國對非洲的債權數額和比例不僅都不大，而且中國的對非投融資都主要用于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生產性領域，極大提升了非洲國家的生產力和“造血”能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自上任以來已經兩度出訪非洲。照理說，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和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能夠多多關注非洲的發展問題應該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大概出于“大國競爭”的心理，布林肯兩次訪非都沒忘記提醒非洲國家要注意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

近來，隨著11月二十國集團 (G20) 峰會即將在印尼召開，一些西方輿論似乎又開始開足馬力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把非洲當前面臨的金融甚至食品及燃料等危機的根源轉嫁到中國頭上。

▲8月8日，正在南非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南非外長潘多爾舉行聯合記者會。

事實上，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不僅是偽命題，而且是時不時就拿出來炒作的老掉牙的偽命題。早在2007年召開的西方八國集團 (G8) 財長會議上（那時的G8還包括俄羅斯），德國財長就曾批評和警告中國的對非援助沖擊西方債權國在非洲的減債努力，有可能引發新一輪非洲債務危機，以及中國對非援助和貸款“不負責任”等。沒想到，從2007年至今，15年過去了，“中國新殖民主義論”“中國債務陷阱論”陰魂不散，每當非洲面臨金融危機，這些論調就撲向中國。

仔細分析，“中國債務陷阱論”首先在數據上就站不住腳。姑且不論在總體規模上，和西方對非援助及貸款相比，中國對非援助和貸款的數額和占比都相對較小，對非洲總體債務危機的影響權重也較弱，即使從非洲債務問題的形成、中國在促進非洲債務問題解決中所做出的努力、中國對非援助和貸款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以及非洲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與援助所持有的普遍歡迎態度等方面評估，也難得出中國援助非洲“不負責任”和中國給非洲挖“債務陷阱”的結論。相反，正由于中國近20多年來加大了對非援助、投資和經貿合作力度，對推動非洲近20多年的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們才可以說，中國對非投融資合作是助推非洲發展的“餡餅”，而不是“陷阱”。

非洲債務問題由來已久，如今近7000億美元的巨額外債已成為制約非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瓶頸。事實上，對非洲巨額外債的形成，西方國家難脫其咎。上世紀60、70年代，大多數非洲國家在實現初期工業化過程中資金匱乏，便大量向西方國家及其控制的金融機構舉借外債。然而，隨著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下跌和西方國家設置貿易壁壘，非洲國家的出口條件明顯惡化，導致其國際收支失衡，償債能力下降，不得不借新債還舊債，加上高昂利息，外債規模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如1970-1987年，非洲國家外債總額就從80億美元迅速上升至1740億美元。

▲2010年以來，非洲國家年度償還債務翻了兩番。G20的暫停償還債務倡議（DSSI）已于2021年12月到期。DSSI允許借款國減少雙邊債務償還，但并不減免私營部門和多邊借貸債務。(圖源：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49個有數據可查的非洲國家目前共計6960億美元外債中，借自多邊金融機構和私人金融機構（不含中國）的債務約占債務總量的3/4。英國慈善機構“債務正義” (Debt Justice) 發布的報告也顯示，非洲國家35%的外債來自西方私人貸款機構，其總額幾乎是中國對非貸款的3倍，平均利率約為中國對非貸款的2倍。“債務正義”政策部門負責人蒂姆·瓊斯指出，西方國家指責中國造成非洲債務危機，這是在轉移注意力，西方多邊和私人債權人仍是非洲國家最大債權人。

其次，和西方債權國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相比，中國對非洲的債權數額和比例不僅都不大，而且中國的對非投融資都主要用于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生產性領域，極大提升了非洲國家的生產力和“造血”能力。

▲7月29日，列車長約瑟夫（左）在肯尼亞蒙內鐵路姆蒂托安代站等待發車。（圖源：新華社）

如造價38億美元、開通運營已5年、連接肯尼亞港口城市蒙巴薩與首都內羅畢的蒙內鐵路，迄今已經累計運送集裝箱177.3萬標箱，日均開行16列貨運列車，不僅為肯尼亞創造了超過7萬個就業崗位，為該國GDP增長貢獻率達1.5%，而且促進了肯尼亞本國以及與其他東非國家的經貿往來，增加了整個東非國家地區的運力，有力推進了東非地區的互聯互通和一體化建設。

正因如此，肯尼亞總統肯雅塔 (Uhuru Kenyatta) 曾多次在西方媒體的采訪中指出，借債并不可怕，可怕和讓他真正擔心的是用債務去支付經常性支出（如工資和水電費之類）。但肯尼亞的債務是被用來投入發展、用來縮小基礎設施差距的，這是面向未來的投資，將提升肯尼亞的投資環境和商業發展，為肯尼亞的年輕一代帶來工作機會，為肯尼亞的工業化發展打下基礎。

總之，中國的對非投融資合作究竟是“餡餅”還是“陷阱”，最有發言權的當然是非洲國家自己。

文章來源于中美聚焦，作者：賀文萍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