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1978年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兩國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確立發展持久和平友好關系的大方向，使中日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和平友好是中日關系的一個基本定位，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既是基于現在，也是面向未來。

中日是近鄰，在兩國共處的歷史長河中，既有古代友好交往的記錄，也有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記憶。二戰日本戰敗后，基于當時的環境，一些本該解決的問題被遺留下來，包括日本對歷史的認識、釣魚島問題等。直到中日建交之后，這些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且不時發酵，對中日關系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解決這些問題并非易事，需要時間、智慧和共同努力。

當前出現的新問題是，在中國綜合力量提升的情況下，如何定位兩國關系，特別是日本如何認知中國的問題。中日關系正處在一個轉型階段，面臨一些新的挑戰，主要體現在經濟、戰略和社會認知與政策取向的分歧。中日關系的問題在深層，從根本上說，是在新形勢下能否，以及如何構建面向未來的新關系。

世界處在百年大變局的時期，涉及大格局、大方向。就格局而言，涉及二戰后逐步形成的美西方主導秩序結構“如何變”和“向何處變”的問題。國際力量格局變化的大趨勢是，美西方國家主導的實力和能力下降，發展中國家綜合力量上升。在這樣的形勢下，世界面臨一道“選擇題”：是推動構建一個包容、合作的秩序，還是繼續維護美西方主導？

在發展中國際群體力量的上升中，中國綜合實力的上升是最快，也是最大的。從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崛起成為拉動世界發展的重要因素。從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的調整與變革看，中國的發展靠的是加入現行國際經濟體系，融入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盡管中國會通過競爭爭取自己的利益，但并不以排斥或者封堵他者為目標；盡管也要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推動新關系、新秩序的構建，但并不用爭霸、稱霸的辦法去實現，而是倡導合作共贏。

盡管如此，中國綜合實力的快速崛起和影響力增強，還是引起了美西方的戰略警惕。美國把中國作為戰略對手，以全面戰略競爭的方式壓制中國。美中對抗會危及世界，會使得應對發展范式轉變、氣候變化、地區和平、國際關系與秩序的調整合作難以進行。日本把崛起的中國作為威脅，積極參與美國構建的以制約中國為目標的機制，選邊站，只能使矛盾加劇，讓局勢變得更為復雜，充滿風險。

中日必須從大局出發來看待、規劃與推動兩國關系，兩國關系的發展要走出傳統的思維方式，構建面向未來的和有利于世界走向和平、合作和發展的新關系。

中日形成面向未來大局的共識，共同推動構建和平、合作與發展世界，有著共同的目標基礎。日本基于歷史教訓，選擇走和平道路，得到社會的高度認同；中國基于自己的傳統思想文化，推動命運共同體構建。雙方應該在目標認知和選擇上通過對話協商凝聚共識，并且努力變成行動。中日雙方應抓住恢復邦交50周年的歷史機遇，在政界、商界、軍界、思想理論界，以及社會各階層開展廣泛的對話和討論，走出歷史的慣性與傳統思維，以面向未來大局觀，推動協商與合作，破解傳統戰略競爭思維下所設定的“安全困境”。

紀念中日恢復邦交50周年，要不忘初心，溫故知新，即兩國所確立的發展兩國間持久和平友好關系的承諾。如今，隨著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對此感到憂慮，加上美日同盟的因素，日本對如何與一個強大的中國相處似乎感到不安，對中國影響力增大的現實深表擔心。而從中國的角度，對如何看待日本這個過去曾加害過自己的國家發展關系，也存在不少糾結，對一個與美國為伍，執意與中國相爭，甚至作對的日本，總感到不滿。在此情況下，兩國如何尋求認知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減少對立，增加協同，是至關重要的。

當前，為推動中日關系向好的方向發展，需要在幾個方面加強合作：一是維護新形勢下兩國經濟交往與合作的基礎，特別是供應鏈的可持續性與安全性，防止因美國政策或日本參與美國針對中國的機制，而可能發生的脫鉤。二是構建高層戰略對話機制，就涉及兩國重要利益的領域開展對話協商，就維護共同利益增進共識，采取合作行動；通過對話、協商與合作處理敏感問題和爭端，避免升級與對抗。臺灣問題是高度敏感的問題，日本要堅守承諾，不越紅線。三是以積極的姿態與合作的方式，通過擴大交流，改善國民感情與社會輿論導向。

中日關系進入一個敏感的轉變期，切實存在惡化的風險。因此，雙方要合力阻止關系下滑，推動其向好的方向發展，確保和平友好的大局能夠持久。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Work in progress"

責編 | 宋平 辛欣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