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年來美國產業政策出現調整，一改過去數十年來“自由放任”的狀態，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意欲動用政策手段打壓中國，同時增強自身供應鏈韌性，重奪產業和創新領導地位。對此，中國應持續擴大改革開放，增加科技研發投入，培養和吸引人才，鼓勵知識密集型企業發展，加強科技實力和企業競爭力。

為了挽回自己在某些領域的領導地位，美國在多領域實施了經濟保護主義措施，最近又史無前例地禁止向中國出口英偉達和AMD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只是一個孤立的個案，是美國為爭奪半導體領域的領導力而實施的。但實際上，它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國產業和創新政策的戰略性調整。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的產業和創新政策基本上處于“自由放任”的狀態，這直接或間接地鼓勵了企業將生產制造環節外包出去。因此，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經開始呼吁美國政府采取措施，改變其產業和創新政策。此外他們還意識到，美國政府對私營部門創新的依賴日益增大，導致研發重點發生“跑偏”，削弱了美國的結構性競爭力。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數據，2019年，私營部門承擔了美國72%的研發資金。因此，美國政策制定者的總體觀點是，必須要彌補關鍵制造能力的缺失，以重建美國在技術和市場方面的領先地位。

基于這一點，美國新的產業和創新政策目標就是增強其供應鏈領導力韌性，在新的融資模式基礎上重組公私合作，增加和完善公共采購，并利用脫碳政策引導新的資源投入綠色經濟發展，以保持其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地位。

當前美國私營部門正面臨多重挑戰，如產品需求快速變化，全球供應鏈存在多處“堵點”，另外當然還有美國正在失去對全球供應鏈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政府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為私營部門提供資金和保護。但同時美國政府也很清楚，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套強有力的公共體系也必不可少，必須要對實體和數字基礎設施進行廣泛的投資——也就是說不僅要有現代化的港口、機場和鐵路系統，還要有廉價、普及的互聯網，以及規模更大、效率更高的電網，以此來把制造業巨頭、小企業、科研人員和工人全都連接、整合起來。如果沒有這些，一切都免談。

拜登政府一直強調的另一個重點是，必須將公共采購作為產業和創新發展的引擎，塑造一個符合美國政府產業戰略目標的市場。

美國政府近期通過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價值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有為半導體研發、生產和相關勞動力培訓提供527億美元支持的《芯片與科學法案》，還有斥資3690億美元用于清潔能源開發和減緩氣候變化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政府近幾十年來第一次打開了“政策工具箱”，通過供給側推動（比如為新工廠提供補貼）和需求側拉動（比如為新工廠的產品創造市場），兩側同時發力，意欲重奪其在諸多領域失去的產業和創新領導地位。

綠色經濟相關產業就是上文提到的美國領導力喪失的一個典型例子。中國已經成為可再生能源設備以及電動汽車生產領域的世界領先者。美國也已瞄準這一領域，扶持氫能、碳捕獲、新電池材料、太陽能裝備等行業，并對電動汽車給予大規模補貼——根據《降低通貨膨脹法案》，購買一輛全新或二手電動汽車可分別獲得最高7500美元和4000美元的稅收抵免，但前提是汽車電池中的關鍵礦物原料（如鋰和鈷）至少要有40%是在美國本土或與美國有自貿協定的國家開采和提煉的。在此之前，美國總統拜登就曾斷言：“多年以后，我們的后代在回顧這一時刻時，會將其視為美國有機會贏得21世紀的時刻。”

美國的這些行動將對中國制造業市場造成壓力，不僅限制了中國企業的產能，還倒逼中國加大科技投資，加快產業升級，完善需求拉動政策，特別是創新政策，需要繼續培養和吸引人才。毋庸置疑的是，中國必須繼續堅持改革開放，鼓勵發展知識密集型企業，同時深化企業改革，提高經營水平，以進一步加強科技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