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中走來的賀蘭山,不再單純是一個地理符號,而是集合家國情懷、審美意蘊、民族團結于一體的文化板塊。
屹立于寧夏西部的賀蘭山自古以來就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之地,也是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農耕文明匯集、碰撞、交融的區域。
以賀蘭山為主題的各類詩歌作品是各民族交流交融的文學產物,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情感意蘊,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源泉。
從邊塞疆場到居家樂土
賀蘭之名緣于晉代,匈奴北狄“賀蘭氏”“賀賴部”曾經駐牧于賀蘭山麓,他們遂用部落名“賀蘭”來命名此山。
賀蘭山之名首見于《隋書·趙仲卿傳》“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突厥侵犯邊塞,趙仲卿跟從王弘出師賀蘭,與突厥征伐交鋒,護衛邊疆安寧。可見,無論是其在史書記載或是得名緣故,賀蘭山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棲息之地,同時也是溝通、聯系中原和邊地的重要橋梁。
文學之中的賀蘭山書寫最早見于唐代詩人王維的《老將行》,“賀蘭山下陣如云,羽檄交弛日夕聞”,這里的賀蘭山是以獨立的地理符號進入詩人的觀照視野。詩歌以賀蘭山戰況緊急引出老將不計恩怨,請纓保國之事,歌頌了老將的家國情懷。
此后,賀蘭山作為重要的文學意象時時出現在邊塞詩中,雖然其所呈現的文化內涵豐富多彩,但民族大義、家國情懷始終是貫穿賀蘭山主題詩歌的情感基底。
唐盧汝弼“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再現了護國守疆的豪情壯志。宋姚嗣宗“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表現出將士們收復河山的雄心壯志。金折元禮“六郡少年,三明老將,賀蘭烽火新收。”展現了各民族眾志成城、團結奮戰的動人畫卷。這些詩歌從不同角度詮釋了愛國主義的精神內核。
明代,伴隨著邊防事業的大力開發,中央政府調任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官員遠赴寧夏戍邊,他們深入到賀蘭山周邊人民的生產生活之中,同時對此也歌之詠之,由此誕生了大量的以賀蘭山為主題的詩文作品,賦予了賀蘭山更加豐富深刻的精神內涵。
有的戍邊官員以細致的筆墨描繪了賀蘭山山脈中的長城、關隘、屯堡等軍事防御體系的開發過程,并以此寄寓自己的功業理想。如嘉靖年間巡撫楊守禮在任期間,修建關堡、調整駐防,造福人民,深得當地百姓的愛戴。他的《晚入打硙口》《入山勞士》《登賀蘭山修赤木口》等詩作,有期待疆域統一的炙熱情感,也有對邊防事業的憂心關切,其憂國憂民之情令人動容。
另潘九齡、王崇古、劉思唐等一大批詩人也借駐防修關之事抒發報國之志。如“百堵當關千仞險,一勞為國萬年安”(潘九齡《次南澗中丞公閱赤木口途中口占》)直接點明了賀蘭山關隘的修筑對鞏固邊防安全的重要性。
游子思鄉也是這時期賀蘭山詩歌的重要主題。如“賀蘭三百里,只隔黃河水”(朱旃《菩薩蠻·歸思》)、“嗚呼一歌兮歌未闌,征人早已淚闌干”(潘元凱《賀蘭九歌》)、“未知何日是歸期”“孝子思親何日休”“倦客思歸欲愁絕”(潘元凱《賀蘭九歌》)等。
這些詩句多角度地奏響了戍邊戰士系念親人、眷念故土的共同心曲,折射出將士們對闔家團圓、國家統一的強烈渴望。
隨著清王朝在西北地區軍事力量的加強和民族融合政策的推行,賀蘭山周地不再是烽煙不絕的沙場,而是一方太平安寧的樂土,以致有詩人發出“何須夜保賀蘭山”(王綏《廢壘寒煙》)、“不見烽煙起賀蘭”(徐保字《新堡懷古》)的感嘆。
這一時期,大量以開鑿、修繕河渠為主題的詩歌展現了賀蘭山的嶄新風貌。程光輔《昌潤渠工竣》、通智《昌潤渠工竣恭紀》等作品,詳細地描繪了賀蘭山麓水利工程的修繕給當地農牧產業、人民生活所帶來的便利,贊美之情溢于言表。
▲賀蘭山日暮。(夏亮亮 攝)
從昔日烽火連綿的沙場疆域到如今富饒易居的塞上江南,賀蘭山主題詩歌積淀了同心同德、共衛家園的愛國情懷,彰顯了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理想信念,也抒發了士人們憂國憂民、開拓進取的偉大精神,民族精神的內在價值貫穿賀蘭山主題詩歌的發展始終。
從疏離隔膜到欣賞稱美
在唐宋金時期,由于賀蘭山地理、政治的邊緣地位,再加上書寫群體多是流寓、貶謫等外籍文人,他們對賀蘭山的書寫往往帶著有隔膜的他者眼光,將賀蘭山置于與中原相對立的異地風土來審視。
明清時期,統治者加強了對寧夏的治理,先后派遣親王和一大批文化素養極高的官員戍守寧夏,促進了寧夏經濟文化的大發展。賀蘭山巍峨壯觀的自然風光及其所附著的邊塞歷史文化意蘊,使初至此地的官吏文士為之心迷神搖,創作了大量的賀蘭山主題詩歌,其創作心態也從宋金時期的“疏離”轉變為“欣賞”。
明清寧夏八景詩的興起就是最好的例證。慶王朱旃《賀蘭晴雪》中的“積雪日烘巖冗瑩,曉云晴駐岫峰奇”之句開啟了贊美“賀蘭晴雪”的先河,此后陳德武、王遜等詩人緊隨其后,“山屏晚翠”“賀蘭夏雪”等景致在他們的筆下熠熠生輝。在這些創作中,詩人們自覺將賀蘭山放置與中原名山同等的審美位置,將其互為觀照比較并肯定其獨特的審美價值。
▲古寧夏八景之首“賀蘭晴雪”。(妥永蒼 攝)
就藩寧夏的慶王朱栴曾言:“賀蘭晴雪,隨題而賦之詩,以見風景之佳,形勝之勢,觀游之美,無異于中土也。”賀蘭山景被推崇至和中原風光相媲美的地位。還有李守中的《從獵賀蘭山宿拜寺口》、王崇文《賀蘭山》和周弘禴《賀蘭山歌》等詩歌,以“好似江南廬岳上”“勝覽分明五岳同”“遙想匡廬、峨眉、太室九峰、形勝相上下。”等詩句,將賀蘭山和中原鼎鼎有名的山巒相提并論。
這些對賀蘭山自然、人文景觀的極力謳歌,豐富了賀蘭山這一文化符號的文學價值和審美意蘊,彰顯了人們對賀蘭山的欣賞、熱愛之情。文人們對賀蘭山的情感歷經了從疏離隔膜到欣賞認同的發展過程,是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歷程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表征,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個歷史面相。
從佛教盛地到文教府地
寧夏是絲綢之路是必經之地,同時也是溝通西域和中原的交通要沖,賀蘭山麓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周邊佛塔寺廟林立,造就了佛教文化的繁盛局面。《賀蘭僧舍》《賀蘭山懷古·間步僧寺》《賀蘭懷古》《石空古寺》等篇章都記載了賀蘭山內佛教文化的繁榮之態。
西夏時開國之君李元昊更是將佛教作為國教,求經譯經,在賀蘭山一帶興建塔寺。李夢陽來此就發出“云鎖空山夏寺多”的感嘆,驚嘆賀蘭山佛寺林立的盛況。
元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都重視佛教,不惜重金修建佛塔、寺院,弘揚佛文化。方志有載“其土居人……然甚崇敬釋氏”。可見佛教文化對當地人的巨大影響。如今賀蘭山還保存著賀蘭宏佛塔、賀蘭拜寺口雙塔、文殊殿等佛教圣地,等待人們的觀賞游覽。
▲雪后的拜寺口雙塔。(徐勝凱 攝)
除了佛教文化的繁榮,儒道文化也在這里廣泛傳播,多元文化匯至于此,極大地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
到明清時期,中央王朝在大力開發邊防事務的同時也采取多種措施促進寧夏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不僅廣修文廟、設立各級學宮,還從中央選撥文教名士到此執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少數民族對中原文化的認同與接受。
“德政移邊俗,蘭山氣色和”(傅鐘《奉和宿平羌堡》)、“德共陽春及草萊”(傅鐘《奉和赤木口》)、“干羽風光始見回”(羅鳳翔《寧河臺成登眺》)、“塞北江南文教通”(孟逵《寧夏》)等詩句都寫出在中原文教的浸潤之下,這里的人文教化色彩明顯增強。賀蘭山已逐漸褪去蠻夷落后的外衣,逐步擺脫了歷史上所形成的征伐橫起、苦寒落后的塞外荒漠形象,而漸漸成為人文昌隆的文教府地。
(作者:馬志英,北方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邱瀟,北方民族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