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宮位于北京市東城區雍和宮大街12號，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北京地區現存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自清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以來，雍和宮香火延續至今。

“雍和”，意為“融洽、和睦”，透過寺名可以看到，雍和宮從建成之初，就承載了期盼統一、團結、安定、和諧的美好祈愿。

歷史上，雍和宮發揮了加強中央政府與蒙、藏地方關系的重要作用，為多民族文化交流與國家統一作出貢獻。其寺廟建筑、館藏文物、佛事活動及對外交往體現出民族文化交流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歷史事實。

宮改寺：定國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雍和宮原為雍正皇帝即位前的府邸“雍親王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升格為行宮，始稱“雍和宮”，清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

▲雍和門殿外景。（圖片來源：雍和宮官方網站）

乾隆皇帝將雍和宮改為寺廟的原因，是通過以高行梵僧居住于此祭奠其父雍正，使“龍池肇始之居”不至于荒落外，而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即借此來解決蒙、藏等民族地區的穩定和諧問題。

《雍和宮》《喇嘛說》等碑文史料，說明此舉是乾隆面對當時復雜的蒙、藏問題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措施。《喇嘛說》碑文中的“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直接闡明乾隆皇帝鞏固中央集權、安邦治國的方略。

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是雍和宮宮改寺的領導者和具體執行者。他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3歲時在青海佑寧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進京，成為皇子弘歷伴讀。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敕封其為“灌頂普善廣慧大國師”。乾隆元年（1736年），命其管理京師寺院，授“札薩克達喇嘛”印。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再賜“振興黃教大慈大國師印”。

三世章嘉佛學造詣深厚，精通漢、滿、蒙古、藏4種語言，是蒙、藏地區有影響的大活佛。雍和宮正是在他的指揮下，完成由行宮到藏傳佛教寺院的身份轉換。他在雍和宮最初的建制、管理等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1745年1月20日），他還親自主持了雍和宮寺院落成開光儀式。

宮改廟之后，雍和宮正式開啟作為皇家寺院連接中央政府與蒙、藏地方的紐帶與橋梁的輝煌歷史。

乾隆十三年（1748年），經三世章嘉的提議推薦，乾隆皇帝任命西藏著名活佛七世濟隆·洛桑貝丹為雍和宮第一任堪布，封其“慧通禪師”稱號并賜印。此后，多位蒙、藏地區的高僧陸續出任雍和宮堪布，為藏傳佛教僧才培養及漢、滿、蒙古、藏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團結作出各自的貢獻。

建筑與館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

雍和宮作為清代皇家寺院，其建筑與供奉珍藏的文物除了承載著教化眾生、傳播藏傳佛教理法的使命，也蘊含著漢、滿、蒙古、藏等多民族文化元素，體現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

▲鳥瞰雍和宮。（圖片來源：雍和宮官方網站）

雍和宮原有東、中、西三路建筑，目前僅存中路建筑。東路建筑的北部為東書院，是庭院式建筑；南部為營房式青堂瓦舍建筑，統稱“連房”，為喇嘛學僧的起居之所；西路建筑原為雍和宮的護法廟宇——關帝廟，供奉武圣人關羽。藏傳佛教寺院供奉儒家推崇的武圣人關羽，并尊其為護法神，是十分顯著的民族文化交融現象。

雍和宮現開放區域面積約3.3萬平方米，由七進院落、20多座磚木結構殿堂構成。整體建筑既呈現漢傳佛教寺院“七堂伽藍”式標準布局，又有藏式建筑形制。

如大經堂法輪殿頂天窗，還有嚴格按照藏傳佛教理論創建的四學殿講經殿、密宗殿、時輪殿和藥師殿四大扎倉（僧院），形成一座完整的藏傳佛教學府。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為迎接六世班禪來京，乾隆皇帝命令在雍和宮建班禪樓和戒臺樓，用作班禪大師的住所。

班禪樓、戒臺樓的興建和改造工程巨大、造價高昂，工程要求也非常嚴格，從主體部位建筑到殿內佛像安奉及陳設，均經主管大臣奏明皇帝后方可進行，顯示出乾隆皇帝對班禪的重視。

雍和宮館藏的不少文物是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蒙、藏地區高僧大德貢呈的禮品，表明清代帝王與蒙、藏地區高僧的密切往來。

乾隆九年（1744年），為祝賀雍和宮改寺，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貝丹益希向乾隆皇帝呈信感謝“洪恩”，對“在京立廟”表達“不勝歡欣”之意。

七世達賴喇嘛還向乾隆皇帝和雍和宮進獻寶劍、架槍、《如意寶樹佛本生記》唐卡41卷（現懸掛于雍和宮萬福閣）等禮品，首幅唐卡寫有“祝大皇帝福壽安康、祝雍和宮永遠興旺”的藏文殊勝祝詞。

同時，七世達賴喇嘛以大量寶物自廓爾喀（今尼泊爾境內）換得直徑3米的大白檀木一棵，經西藏、四川等地轉運到雍和宮，由內務府工匠雕造為總高26米（其中地上高18米，地下8米）的彌勒佛立像。該立像成為名揚世界的佛教造像精品，是目前世界上室內最高獨木彌勒大佛。

此外，西藏郡王頗羅鼐于乾隆十年（1745年）進貢并供奉于雍和宮的銅鎏金釋迦牟尼說法像、白檀木觀音菩薩像，也都是具有極高歷史與藝術價值的精品。

▲雍和宮館藏的部分唐卡。（圖片來源：雍和宮官方網站）

在眾多館藏中，最具特殊意義的當屬金奔巴瓶和《喇嘛說》碑。金奔巴瓶由乾隆皇帝親自參與設計，《喇嘛說》碑文為乾隆御筆親撰，是藏傳佛教活佛轉世金瓶掣簽制度的重要器物和歷史見證。

▲雍和宮藏金奔巴瓶。（圖片來源：雍和宮管理處）

金奔巴瓶即金瓶，是用于藏傳佛教各大活佛轉世靈童掣簽認定的法器。為了進一步完善大活佛轉世管理而規定實施金瓶掣簽制度，乾隆皇帝特命制作兩個金瓶，一個送往西藏，供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以備確認達賴、班禪和西藏其他各大活佛轉世靈童掣簽之用；另一個置于雍和宮，供蒙古及青海、甘肅等地的活佛轉世靈童掣簽之用。

通過金瓶掣簽方式認定轉世靈童，表現出中央政府在藏傳佛教重大事務方面的管理權威，令廣大信教群眾心悅誠服。

　　▲冬日雍和宮之銅鼎香爐和《喇嘛說》碑亭。（王迪 攝）

《喇嘛說》碑位于雍和宮殿前碑亭內，碑身四面分別刻漢、滿、蒙古、藏四體文字版本《喇嘛說》，碑文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乾隆皇帝御筆所書。全文大小漢字共2100多字，主要內容表達了乾隆皇帝對藏傳佛教的了解、認知和態度：梳理藏傳佛教歷史，總結分析蒙、藏地區活佛轉世中日益敗壞的風氣和種種亂象，闡明革除弊端、安定蒙藏的改革舉措——實施活佛轉世金瓶掣簽制度，彰顯他既尊重和護持藏傳佛教，又依法依規加強藏傳佛教管理的治國方略。

清王朝覆滅后，在動蕩不安的民國時期，雍和宮一如既往地發揮著中央政府與蒙、藏地方之間的政治紐帶作用，為國家安定統一和民族團結作出貢獻。如九世班禪蒞臨雍和宮講經弘法，雍和宮高僧白普仁創建金光明息災法會、募捐鑄造銅質鎏金宗喀巴大師像，金瓶掣簽儀式在雍和宮照常舉行等，在藏傳佛教界產生重要影響。

（作者：李冀潔，北京雍和宮管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