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古典學在國內引起許多關注，其中中國古典學在國內的情況較為復雜，因此，本文主要從筆者個人的學術背景談談西方古典學在中國的發展。

古典學（Classics）是西方的一門研究古典文明的學問，承擔著文明研究、文明傳承與文明互鑒等諸多重要責任，因而自現代學科建設以來，它就一直是西方學術的核心組成部分。隨著現代化進程以及中國與西方的多重接觸，自民國開始，西方古典經典以及古典研究就被逐漸引入中國，并在新世紀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重視。“古典學”在中國也從一種自發的運動逐漸向專業化轉向。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其中，并開始致力于推動中國的古典學學科建設，在幾代學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學界對“古典學”已并不陌生。不過，一門西方的學科要在中國落地生根，在中國的學術與歷史語境下形成自己的體系，尚面臨著許多挑戰，例如我們需要考慮如何錨定學科界限、如何界定古典學在中國學術中的位置、如何在該學科中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如何將古典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相結合，以及如何在文明互鑒中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并從中摸索出一條可行的路徑。

從古典學作為一門源自西方的學問來說，古典學的建設離不開對既有學科傳統的借鑒與學習，但同時，由于中國所處的特殊時代與國際位置以及中國文明自身的自主性，中國學者對古典學的定義難免與西方學術界的傳統定義不同。不過，就古典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而言，一些最基本的學科共識仍有可能在一定范圍內達成。例如，無論是英美還是德法體系，古典學作為一門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為核心的綜合學科，都涵蓋了古典語文學、文獻學、文學、史學、哲學、考古學、藝術學等多個門類，并以古典語言訓練為基礎、古代經典研究為核心，以探索古典精神為要旨。這樣的研究版圖必然意味著按現代學科劃分來界定會遇到很多困難，因此，首先我們需要越過常規的專業劃分，消弭既有的文史哲區隔，古典學的建設才能獲得足夠的專業支撐。

在學科建制上，擁有最為久遠古典學歷史之一的英國模式是值得借鑒的。以劍橋大學的古典系為例，該院系以“古典系”（Department?of?Classics）為最高架構單位，下設五個caucus（分支），分別為文學、哲學、歷史、語言學、考古與藝術學，研究人員與教授分屬不同的分支，但又同屬一個系所。各個分支設有委員會負責日常的學術與教學活動，同時，這五個分支也時常一起舉辦會議、研討，并設有日常學術交流機制。如此架構為綜合研究與教學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空間，五個分支中的學者經常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實現學術合作。同時，在本科與研究生教育方面，幾個分支也相互打通彼此支撐，在強調古典語言學習為基礎的前提下，共同對學生進行不同類別的教學與訓練，并在最后以“綜合論文”進行考核。因此，在劍橋古典系，便不難看到學生綜合能力往往較強，語言基礎訓練扎實，學術研究方法貫通而多樣，并有更明確的以“文明”為整體對象的研究意識。

當然，英國模式并非西方古典學唯一的建制模式，美國和歐洲與此模式多少有所區別，例如，在美國有通識教育作為支撐，而一些歐洲的系所會偏重某一類別尤其語言學和文獻學。但無論如何，以古典語言為基礎、經典文本研讀為核心的跨學科研究與教育都仍然是整個古典學界的共識。就這一點而言，中國完全可以先嘗試將我們已經有所發展的領域（例如史學研究、哲學研究、文學研究等）整合起來，形成一股相互支撐的研究與教學力量。

從中國現在的古典學相關發展來看，我們的確已經具備了上述建設的可能性。就研究而言，中國的古典學已有相當的積累，從最初對古希臘羅馬經典文本的譯介，學者們已經轉向了對這些經典的校勘、注釋與研究。無論是史學界對古希臘羅馬史乃至接受史的全面掌握，還是哲學界對希臘羅馬哲學的深入考察以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全集等文獻的整理與出版，還是近幾年文學界的學者對古希臘文學包括史詩、戲劇、抒情詩乃至希臘化和羅馬詩歌的注釋與考察，都已相當可觀。同時，“經典與解釋”“古典與文明”“西方古典學研究”叢書等研究系列，《西方古典學研究入門》等教學類書籍以及《古典學研究》等專業研究期刊都已在國內紛紛發展與積累起來，這些開展已為古典學的專業建設打開了一個良好的局面。而就專業教育而言，除卻近年來不斷擴大的研究者與教師隊伍以外，在語言教學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開設古希臘語、拉丁語等課程，并有相當一部分的學校具有開設中階以上古典語言的能力。因此，無論是語言的訓練、文本的研讀與教學，還是各分支領域的教學與研究深度與前沿程度，國內在近幾年來都上了很大一步臺階。

因此，接下來的建設，需要考慮的，是如何統合各方力量，在學習西方、掌握西方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的專業意識，并將古典學納入為中國學術生長的一部分。在此，我們仍需要不斷強調西方古典學在中國的建設意義，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一門學科的建設，而是關系到我們整個文明發展的大勢。就此而言，西方古典學的學習與研究從根本上講，絕不只是為了西方而西方，也不簡單是為了與國際接軌，而是最終要回到我們中華文明內部，來回應我們自身的問題。只有具有自覺的中國意識，以及對中國自身所處的時代與格局的充分理解，通過建設西方古典學、理解西方的文明根源，最終從西方回到中國才具有實質性的價值。

這里我們或許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古典學在西方有其自身的歷史與背景，古典學科的研究與建設也是隨著西方人文學術的整體發展而發展。因此，在我們發展古典學時，除了特別強調古典語言的重要性之外，也同時應對西方人文學術有整體的脈絡性的把握與理解。進一步，中國自身的學術與研究問題也應當被納入西方古典學的視野當中，如此，我們的研究與發展才不會僅僅是舶來品，而是能夠提出自身的問題、概念與思考。

當然，如果回到中國，西方古典學必然與中國的古典研究形成許多對話與交流的空間。從既有設置來說，前有文史哲的發展，后有國學的興起，盡管其沿革歷史復雜，但它們都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成為與西方古典學相交互的領域。西方古典學所帶有的特有的中國意識，將要求古典學的研究最終回到中國視野之中，并與中國古代文明形成深入的對話。這些對話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它涉及文化、政治、思想、歷史等多個方面，并最終落腳在中西方核心文明精神的互鑒上。這也意味著，從建立古典系開始，我們的研究與教學就應當含有文明比較的意識，并從本科教育開始，通過扎實的訓練，積累學生的多文明關懷與互鑒意識。由此，西方的古典學建設不僅離不開國內西方研究學科的同心協力，也同樣需要得到中學方面研究與教育的支持。在這一方面，于2009年創立的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古典學教育的模式。該學院以堅實的古希臘語、拉丁語和古文字訓練為基礎，以中西方經典文本教學為雙重線索，短短幾年時間，教育出了相當多同時具備西方古典學與中國古典學訓練基礎的學生。這一模式比較有利于中國發展自身的古典學教育，并在本土培養出“兼通中西之學，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新時代的人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這恰是在中國建設西方古典學的題中之義。而“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則正是古典學專業建設的初心與使命。盡管萬事開頭難，但相信，古典學的建設在當今人才代出的時代可以在各方的支持與彼此的理解中逐漸建立起一套可行的方案，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顏荻?單位：清華大學新雅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