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引發了美國戰略家對“全球南方”地位和全球秩序發展方向的反思，美國政府也加大了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關注，但始終未跳出地緣對抗框架的局限性。特朗普第二個總統任期即將開啟。面對其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中國須加深對“全球南方”國家內部多樣性的理解，進一步明確本國的國際定位，避免落入美國設置的敘事陷阱，不斷為“全球南方”的發展與合作注入新動能。

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后，“全球南方”在應對沖突時展現出的自主性直接刺激美國戰略家對“全球南方”的地位與世界秩序的發展方向進行反思和討論。美國智庫舉辦的“全球南方”研討會明顯增多，美國知名國際關系報刊上有關“全球南方”的文章大幅增加。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對“全球南方”的重視程度也得到提升。

美國戰略家對“全球南方”概念的迅速復興持多元態度。一些人持排斥態度，強調應謹慎對待這個概念。他們指出，“全球南方”帶有明顯的模糊性和誤導性，其政治意義大于實際價值，無法準確反映全球權力生態。“全球南方”還過于強調同質性，無法體現多樣性。因此，使用這個統一的標簽可能誤導人們只關注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從而忽視該群體內部的巨大差異。然而，還有一些人主張接受并創造性地使用這個概念。他們提出，當今的全球秩序由“全球西方”“全球東方”和“全球南方”三個派系組成。其中，美歐領導的“全球西方”和中俄領導的所謂“全球東方”既圍繞全球秩序進行激烈競爭，又對作為“搖擺集團”的“全球南方”展開爭奪。

綜合來看，美國戰略家主要在六個場景下探討“全球南方”。在傳統安全領域，“全球南方”正逐步獲得更多的戰略自主權，應是美國積極爭取的合作對象；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全球南方”是利益受損的集體，但其話語權和影響力逐漸增強；在地區秩序層面，“全球南方”被塑造成中國和印度爭奪地區領導權的競技場，為美國在中印關系中打入楔子提供了重要機遇；在全球秩序層面，“全球南方”被看作中俄與美歐爭奪的焦點，其立場將影響全球力量平衡和國際秩序的發展方向；在地緣政治經濟層面，“全球南方”中的關鍵搖擺國家（如巴西、印尼）代表了國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應受到美國的特別關注；在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層面，“全球南方”是一個包含不同價值觀、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多元混合體，美國應制定差異化和精細化的對外政策，避免一刀切的政策設計。

美國戰略家對“全球南方”概念迅速復興的態度、為“全球南方”設定的戰略場景體現出以下特征。

首先，美方的爭論起始于現實政治的迫切性，服務于美國的戰略需求。盡管存在不同意見，但多數美國戰略家支持使用“全球南方”的概念，為美國的戰略調整出謀劃策。雖然一部分人表示“全球南方”概念具有模糊性，但在另一部分人看來，恰是這種模糊性為美國根據戰略需要重新定義“全球南方”提供了空間。例如，一些有影響力的觀點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或歸于“全球南方”之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戰略與政治需求，而非客觀的地理和經濟現實。簡言之，美國戰略家希望通過拉攏、分化、對抗、削弱“全球南方”等多種策略組合，平衡相關國家之間的關系，服務于護持美國霸權的大戰略。

基辛格在評價普魯士王國首相俾斯麥的外交風格時寫道，“全方位地與各國結盟、建立關系，但一定要使普魯士同各國的關系比那些國家彼此之間的關系更密切”。美國戰略界的“全球南方”構想或有類似的考量。

其次，美國戰略界的認知兼具多樣性與局限性。他們認識到“全球南方”國家之間以及每個國家內部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對“全球南方”國家展示出的某些外交獨立性及其在國際事務中采取的主動策略有著較為全面的理解。然而，美國戰略家的認知可能因受到西方視角的影響而帶有局限性。一是過度強調地緣政治對抗。據此，其政策建議主要關注如何分化和利用“全球南方”國家，有意識地將中國塑造為所謂“全球西方”的競爭對手和“全球南方”的例外者，從而可能加速全球秩序的碎片化和陣營化。二是存在對“全球南方”集體行動的夸大解讀。三是對“全球南方”國家外交策略的評價帶有情緒化色彩。四是對一些“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模式持有偏見。

再次，美國戰略家要求爭取“全球南方”、加強美國與“全球南方”合作的觀點已在拜登政府的外交實踐中得到體現。自2022年底以來，拜登政府重啟了美非領導人峰會，通過新的平臺與亞太、非洲、南美及加勒比地區的幾十個國家深化合作。美國政府高層對“全球南方”國家的一系列訪問，凸顯了對這一力量群體的重視。

2024年2月，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 (Daniel Kritenbrink) 在大西洋理事會舉辦的有關中國與全球南方的研討會上，呼吁增加“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領導席位，“讓全球南方擁有更大的發言權”。202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撒哈拉以南非洲設立第25個執董會席位。美國政府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展示其支持改善全球治理體系的承諾，在“全球南方”構建更加積極的影響力。

最后，美國戰略家有關“全球南方”議題的辯論仍在繼續，預示著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具挑戰性的觀點和方案。面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和美國領導人更替，美國的戰略家們正對國際秩序的演變方向和美國的對外戰略進行新一輪評估，可能提出全新的構想和方案，進而推動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更具深度、廣度和前瞻性。

隨著最近特朗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美國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動，其外交理念和政策實踐可能迎來轉變，并將對國際形勢產生重要影響。鑒于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對“全球南方”的發展需求支持有限，這種狀況在其第二任期內預計將持續。如果特朗普政府繼續推行全球戰略收縮，勢必影響美國在全球性議題上的參與程度及其對“全球南方”的政策。在近期舉辦的金磚峰會、APEC峰會、G20峰會上，“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再次得到集中展現。2026年，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將擔任G20主席國，這是美國展示其與“全球南方”合作成果、重建其與“全球南方”關系的難得機遇。一些戰略家呼吁特朗普政府抓住“最后的機會”，圍繞G20制定一項與“全球南方”多層次接觸的戰略。

從目前來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要議程將是經貿與移民問題，其優先事項很可能不包括促進更加公平的南北關系等議題。因此，美國戰略家對“全球南方”的諸多設想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迎來巨大挑戰。

當前，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面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不確定性，中國須加強對“全球南方”內部的深層次了解，重新認識“全球南方”在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新位置與新特征，確立超越商業利益的共同戰略愿景，建立符合“全球南方”國家發展需求的戰略關系。中國還須進一步明確本國的國際定位，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在“全球南方”議題上的積極態度，避免陷入美方設定的敘事陷阱，不斷為“全球南方”的發展與合作注入強大動力。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Pull focus"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王哲

編輯：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