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日趨嚴峻，這原本應該是世界各國守望相助、通力合作、共同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然而，美國一些政客最關心的事情不是疫情防控，而是刻意將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千方百計“甩鍋”他國和國際組織。在此背景下，美國因自身應對不力，成為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病毒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均高居世界首位。美國社會各界對美國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質疑聲日趨增多，對抗擊疫情不力以及背后的制度性問題進行了批評和反思。

延誤時機

美國主流媒體從各種角度“復盤”白宮抗疫的糟糕表現，集中表達了對白宮反應遲緩、浪費時間的質疑。《紐約時報》發表長篇調查報道指出，白宮防控疫情行動遲緩，一再錯過“可能的關鍵轉折點”，“持續的延誤讓官員們無法了解疫情規模的真實情況，美國各地方政府只能摸黑工作，眼睜睜地看著疫情肆虐”。《華盛頓郵報》基于對美國政府官員、公共衛生專家、情報官員和其他參與抗擊疫情人員的47次采訪，推出深度調查文章認為，“美國一向被認為是應對流行病準備最充分的國家，但最終卻被新型冠狀病毒災難性地擊敗，傷亡人數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4月13日和19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分別在白宮記者會上質問，美國政府為何不盡早采取防御措施？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5月27日發布的新冠疫情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10萬例。《時代周刊》發文稱，“美國成為世界上確認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這相當于紐約州奧爾巴尼或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等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這比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9·11恐怖襲擊死亡的人數加起來還要多”。美國各大媒體都在頭版位置報道這一驚人數據。繼《紐約時報》5月24日頭版的“千人訃告”引發強烈關注后，另一家美國主流媒體《今日美國》5月27日頭版刊發因新冠肺炎去世美國人的“百人照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呼吁反思和問責，“頭號悲劇是，這10萬人本不必死去”。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表示，“如果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政府就采取措施，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項研究模型顯示，如果美國早些采取社交隔離措施，死亡人數將減少約3.6萬人，若全國封鎖措施提前兩周實施，則可避免約83%的死亡病例。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政治腐朽的代價》一文中指出，美國政府努力淡化這場危機，且未能盡早采取保護措施。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成員帕特里克·萊希指出，“白宮知道自己從一開始就錯誤地處理了這場危機，忽視了多次警告，浪費了寶貴時間”。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表示，“大量死亡病例的背后是千千萬萬悲痛的家庭，現在這一數字仍在上升，帶來巨大的人道主義挑戰”。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安妮·克魯格指出，美國政府實際上是在對人類健康發動戰爭。

故意隱瞞

一直以來，美國一些政客處心積慮指責中國隱瞞疫情信息，但他們的自我表演最終還是“暴露”了隱瞞疫情的恰恰是他們自己。《今日美國》刊文稱，“早在1月3日，美國政府就收到了第一份關于發現新病毒的正式通知。在接下來的幾周里，科學家、中情局、流行病學家和國家安全助手紛紛發出警告。但政府公開駁斥新冠病毒威脅，淡化這種危險，并提供虛假信息”。《紐約時報》報道稱，“從一開始政府內部就在激辯，應該告訴民眾多少實情”。美國疾控中心官員南希·梅森尼爾2月底告訴公眾，疫情將給日常生活帶來嚴重干擾，這一舉動立刻受到了美國政府高層的指責。美國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助理教授格雷格·貢薩爾維斯表示，美國政客們在抗疫過程中的“玩忽職守、隱瞞和舉措失敗”都是“故意的”。

美國多家媒體報道稱，佛羅里達州早在今年1月就出現了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比官方宣布的首例確診時間早了兩個月。佛羅里達州政府數據顯示，1月和2月有多達171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最早的疑似病例出現在1月1日。而佛羅里達州政府卻從官網刪除了這171個疑似病例的信息，州長等人也未做解釋。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5月19日報道，“佛羅里達州驅逐了頂級‘COVID-19’數據專家麗貝卡·瓊斯，原因是她拒絕手動更改統計數據以爭取對復工復產計劃的支持”。

《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這里的諷刺之處顯而易見，“幾個月來，美國公眾一直被告知不要去相信周圍疫情風險的嚴重性。白宮的策略一直是否認、歪曲、轉移視線并阻撓真相公之于眾”，“美國人不僅要面對病毒的挑戰，還要跟政府對數據和真相的危險壓制作斗爭”。美國前駐華大使博卡斯表示，在美國有很多官員被政府恐嚇，因為所謂的“政治正確”而不敢講真話，這有點滑向當年的麥卡錫主義。

《西雅圖時報》披露的一份抗體測試報告顯示，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國華盛頓州出現。3月11日，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承認，美國一些“流感”死者可能實患新冠肺炎。美國新澤西州貝爾維爾市市長邁克爾·梅爾哈姆表示，自己早在2019年11月就感染了新冠病毒。當時醫生診斷他得了流感，可后來新冠病毒抗體檢測結果呈陽性。梅爾哈姆稱，他身邊也有很多人曾在2019年11月生病且癥狀相似。有美國地方官員稱，“種種跡象表明，政府隱瞞了什么”。

混亂無序

對美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上表現出的混亂無序，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表示，“令人難過的是美國本可以做得很好，但恰恰是它應對得最為糟糕”。

《今日美國》網站5月27日發表社論稱，“當聯邦政府最終采取行動時，它的無能令人震驚”，“由于個人防護設備和檢測試劑的稀缺，聯邦政府的相關采購工作淪為與各州的競價大賽。農業部門的笨拙操作則一邊讓數千萬磅的農產品腐爛在田里，一邊讓食品救助站絕望地尋找食品供應”，“就在推動重開企業、學校和教堂之際，美國仍然沒有制訂一個——在疫苗出現之前抑制疫情暴發必不可少的——全面檢測、追蹤和隔離方案”。

《國家利益》雜志刊文指出，“在意大利成為疫情熱點后幾周，美國繼續允許14萬旅客從意大利入境美國，還允許歐洲其他國家的170萬人入境，且沒有任何體溫檢測或隔離14天的預防措施”。《紐約時報》日前在報道中則連發三問：“世界上醫學最發達的國家，怎么會在診斷新冠病毒感染上舉步維艱呢？更多的美國人為何不能早點接受檢測？現在到底有多少美國人攜帶新冠病毒？”《華盛頓郵報》細數政府各種失誤時指出，檢測范圍過于有限；不同機構在疫情來臨時陷入內斗；白宮一直淡化疫情威脅，公共衛生官員和專家不得不努力在誠實和透明地履職與適應善變的政府之間尋找“令人不安的平衡”。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弗格森在接受《日經亞洲評論》采訪時表示，“美國目前缺乏作為世界性大國的多種品質。政治一團糟，許多美國人已經混淆了政治與真人秀的界限。政府層面出現機制性失靈，無法為民眾提供必要的保障”。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表示，“美國正走在一條混亂的道路上，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時根本缺乏領導，沒有計劃；削減疾控中心資金，終止其與中國科學家的合作。這些做法都導致美國在病毒來臨時毫無準備”。

美國國際開發署專門負責全球流行病預防控制工作組負責人、流行病學家丹尼斯·卡羅爾表示，美國聯邦政府協調失策，疫情防控表現不力的責任是不可推脫的。《大西洋月刊》網站發表文章稱，政府沒有采取強有力的防控措施，這是美國疫情大暴發的最主要原因。哈佛大學全球衛生問題研究專家阿希什·賈哈發出感嘆：“我認為，這完全是聯邦政府和聯邦領導層的災難性失敗。”

無視科學

美國喬治敦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勞倫斯·戈斯廷說，“歷史性流行病正在蔓延，要堅持以科學作引導，因為忽視科學會使人喪命。可遺憾的是，美國公共衛生專家卻愈發被晾在一邊”。美國萊斯大學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批評稱，“這些行為侵蝕了美國最值得引以為傲的資本之一——多年積累的深厚的專業科學知識”，在他看來，這“極其的瘋狂和武斷”。

美國疾控中心的官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他們一直試圖協調各方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但他們的努力總是受到白宮的掣肘，因為華盛頓的政客們更在意的是政治，而非科學，白宮的做法惡化了疫情，也使得具有73年歷史的美國疾控中心被邊緣化，成為一個支持性的部門，以致一位官員說他們最大的擔心在于他們的科學工作總被排在政治后面，“如果我們的科學和政策有抵觸，那我們就成了問題的所在”。

美國記者米歇爾·戈德伯格撰文稱，“隨著新冠病毒傳播的加劇，政府對專業知識的蔑視、將盲目忠誠置于技術能力之上的態度，正成為對美國民眾健康更直接的威脅”。《紐約時報》刊發文章稱，在美國抗擊疫情的戰斗中，“常常將自己的政治直覺置于事實之上，一再否定科學家的觀點、漠視科學”。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撰文指出：“美國的流行病學家們本來從一開始就試圖遏制住新冠病毒威脅，但他們的工作迅速被政治化。”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法學教授溫迪·瓦格納曾警告，“如果美國聯邦政府無法專業地使用科學，那么糟糕決策的可能性就會增加，更可能耽誤識別新的公共衛生風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文章指出，數十年來對科學的政治攻擊被政府“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它摧毀了美國人對這些機構的信任，并使國家“處于脆弱狀態”。《紐約時報》分析稱，“醫學專家們的防疫措施同美國短期經濟利益之間的巨大矛盾，是美國聯邦政府選擇‘封殺科學家’的重要原因，即便這需要以公眾健康作為代價”。

醫保缺陷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暴露出美國醫保體系的巨大缺陷。據媒體報道，疫情發生時，近3000萬美國人沒有任何醫保，更多的人投保不足，隨著失業率暴增，這一局面加速惡化。在疫情高峰時期的紐約，最窮的兩個區布朗克斯和昆斯的感染人數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曼哈頓的兩倍。美國疾控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老年群體貧困、高額醫療和養老服務昂貴問題無疑給疫情防控增加了現實壓力。

《華盛頓郵報》刊文稱，“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美國蔓延，暴露出美國衛生系統在應對重大疾病方面的嚴重問題。缺乏全民醫保使美國在防控疫情上變得脆弱。低收入的工人即使病了，也可能因為擔心沒有帶薪病假而繼續上班”。

美國《時代周刊》網站文章指出，“美國復雜的保險政策，使許多美國人在正常情況下難以負擔醫療費用”。根據美國健康保險計劃組織近日發布的一項研究，新冠肺炎患者在重癥監護病房中治療的平均費用超過30000美元。即使對那些不需要重癥監護的患者來說，美國的醫療保險也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更糟糕的是，大約55%的美國人只有通過工作才能獲得醫保，但此次美國疫情的擴散進一步加劇了原本已經十分嚴重的失業危機，造成大量美國人失去醫療保險。過去一段時間里，美國已有超過3000萬人申請失業，無醫保家庭數量出現暴增。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數據顯示，近40%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哪怕是遇到需要支付400美元的緊急情況，他們也一籌莫展；還有一半的美國人報告說，他們或其家人曾經因為負擔不起醫療費用而推遲就醫。

曾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的湯姆·普萊斯在《新冠疫情突出了醫療保健系統的缺陷——這會使情況更糟》一文中說，生命的損失是無法想象的，它暴露了有關美國醫療保健體系的一些非常鮮明的現實，正是疫情大流行，才使得這種“始終存在但通常不為公眾所看到的裂縫”現在全面展示出來。美國政經評論作家歐倫撰文稱，“缺乏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不單單是道德議題，更讓美國在對抗全球傳染疾病上處于嚴重不利處境”。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認為，“這場危機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因私人保險企業高強度游說而延續下去的模式的局限和荒唐”。

種族歧視

新冠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任何國家、任何種族、任何膚色的人，都可能成為病毒攻擊的對象。在病毒和疫情面前，全人類是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然而，隨著疫情的不斷蔓延和擴散，美國的種族主義開始以新的形式出現，美國少數種族群體在疫情中承受著巨大的種族歧視。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和埃默里大學羅林斯公共衛生學院等高校和科研機構5月初發布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非洲裔美國人占到了全美確診病例的52%和死亡病例的58%。而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統計，非洲裔人口僅占美國人口的13.4%。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國黑人族群遭受更大痛苦，是美國社會種族不平等這一頑疾的體現。”

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表示：“更令人絕望的是，美國對病毒檢測的工作也是視人群來定。”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在田納西州的調查發現，孟菲斯市新冠病毒檢測大多數都安排在以白人為主的社區，而不是以非洲裔為主的社區；納什維爾市的新冠病毒檢測大部分都是由設置在白人社區的診所進行，而設置在少數種族社區附近的檢測機構卻遲遲無法獲得相應的檢測設備和防護用品。

美國聯邦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在一項聲明中指出，“幾十年來，結構性的種族主義讓許多黑人和棕色人口家庭無法獲得高質量的醫療保健、負擔得起的住房和經濟保障，而新冠肺炎疫情正使得這些不平等變得更加明顯”。美國經濟學家海蒂·希爾霍爾茲表示，“美國種族差異引起的收入差別在疫情危機下更為明顯。經濟衰退會加劇現有的種族不平等，尤其對黑人、西班牙裔群體的打擊更大”。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承認，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國不同族裔居民長期存在的健康醫療差距。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播放的紀錄片《亞裔美國人》制片人塔吉瑪·佩尼亞認為，“當經濟困局與對疾病的種族主義操弄疊加在一起時，事情將變得丑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非裔主播唐·雷蒙在節目中評論稱，美國如今正面對兩種危害民眾的致命病毒——新冠病毒和“歧視病毒”：“如同新冠病毒一樣，歧視病毒仍在這個國家不斷地傳染擴散。”這番時評引發強烈反響，有網民表示：新冠病毒可以治療，但是歧視流毒無可救藥。

政黨私利

“政府應對疫情局面的做法令人氣憤，他們在乎的不是做出正確的回應，而是獲得更多的支持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這樣斥責美國政府。

“美國之音”稱，在美國，新冠病毒的威脅已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民主共和兩黨借疫情互相攻擊的氛圍，“令民眾對新冠病毒危險性的認識也以黨派劃分”。路透社和益索普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在美國，10個民主黨人中有4人認為新冠病毒是緊迫威脅，10個共和黨人中只有2人持此觀點。斯坦福大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教授戴維·里爾曼博士表示，“我認為兩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陷入困境。民主黨更重視并支持公共衛生，共和黨則更加關注新冠病毒的經濟影響，很難達成共識”。美聯社發表文章指出，在制定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上，民主黨和共和黨陷入激烈辯論，凸顯黨派分歧的加深，證明了即使是大流行病也無法彌合這種不斷擴大的政治分歧。

《華盛頓郵報》刊發評論稱，美國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持續攀升，倉促重啟經濟，是在玩一場用來試錯的致命游戲，“在這樣的情況下重啟經濟，意味著沒有一個州能夠很好地控制疫情蔓延，每個州都可能成為疫情再次暴發的漏洞”。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報道稱，“盡管飽受爭議，但許多共和黨人依然選擇在沒有充分準備好的情況下重新開放經濟，并指責民主黨人是一切的罪魁禍首”。《時代周刊》寫道，“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沒有理由在拯救經濟和挽救生命之間做出抉擇”。美國暢銷書作家戴維·利特認為，“美國政府未能在新冠肺炎疫情這場危機中維護好公共福祉，這是一個悲劇。但也并不奇怪，從美國組織選舉到資助競選活動的方式，從劃分選區到游說團體影響政治決策的現狀，公眾利益一再被忽視。與過去半個世紀任何時間相比，美國正由更少的人治理和享有，而廣大人民正因此遭殃”。

在美國社交媒體上有很多這樣的質問：難道在所謂選票和經濟數據面前，美國民眾的寶貴生命根本不值得一提嗎？美國前總統布什呼吁，“所有的黨派爭斗和政治分歧都應該為抗擊疫情讓路，應該尊重民眾的生命健康”。

“甩鍋”推責

疫情當前，一些美國政客非但不集中精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自檢其政策失當，反而瘋狂“甩鍋”推責。他們一邊批評世界衛生組織偏袒中國、未盡職責，宣布“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系”；一邊編造各種匪夷所思的謊言，“甩鍋”中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亞表示，在疫情發生之初，美國曾對中國的抗疫表現高度贊揚，并稱贊了中國在應對疫情上的透明度，表示中美兩國正就疫情展開密切合作。然而，當美國政府浪費了兩個月的防疫窗口期而導致美國疫情暴發后，開始“翻臉不認賬”，希望借此挽救自己的民調，然后將中國塑造成“替罪羊”。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表示，“如此關注中國都是為了轉移美國內的注意力，不希望讓民眾將注意力聚焦在政府對于疫情應做的必要措施上”。美國前共和黨議員卡洛斯·科比羅說，“美國政府在一系列重要關頭決策失誤導致疫情蔓延卻又不愿承認錯誤，便‘甩鍋’給中國”，“所以一被問到疫情應對，競選陣營肯定盡一切所能往中國身上扯，但這樣做改變不了問題的實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表示，美國政府在疫情問題上對中國“甩鍋”毫無根據和邏輯，并且造成了嚴重后果，是個大謊言。5月17日，“每日野獸”網站題為《露餡了：美國國防部合同商提供的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的報告是偽造的》的報道顯示，被美國政府的高官們傳閱過的證據，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腳。一位數據分析專家調侃說，這份報告簡直就是一份做信息分析的“反面教材”，里面數據對比“驢唇不對馬嘴”，是在“拿著結論找論據”，不是對數據客觀分析和檢驗。

《紐約時報》表示，美國宣布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系，“是將新冠病毒傳播歸咎于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做法的一個重大升級，以轉移人們對其應對危機不力、導致美國超過10萬人死亡的指責”。美國民主黨政治行動委員會高級策略師喬什·施韋林表示，“政府未能及時采取行動，導致疫情像野火一樣在美國蔓延。他只能通過‘甩鍋’給世界衛生組織來掩飾自身在防控疫情上的嚴重疏失”。美國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教授邁克爾·默森撰文指出，美國指責世界衛生組織不公平，也很危險。美國政府突然停止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資金，將嚴重危及該組織的運作，同時會使得疫情及其全球影響進一步惡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刊文指出，“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美國將疫情政治化，諉過于世界衛生組織，沒有任何公理和正義可言”。

“停止推卸責任，解決危機”，《拉斯維加斯太陽報》評論稱，現在絕非指責和甩鍋的時候，美國深陷前所未有的國家緊急狀態的痛苦之中，為了擺脫困境有許多事情要做，此時應發出清晰、專注和前瞻性的信息，專注于推卸責任是最不受歡迎和不正常的干擾。